欧洲留学：Erasmus Mundus传媒硕士项目在读感受

笔者：黄同学，本科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，2014年在毕达的帮助下，成功以GPA仅有3.18转专业申请到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硕士（香港浸会大学以传媒专业著称于亚洲），英国几所传媒名校，以及丹麦的Erasmus Mundus Programme（下简称EM）下Master Journalism, Media and Globalization等录取。而她选择了在别人看来有些“奇奇怪怪”的EM项目，奔赴了丹麦。如今，她已经完成了丹麦第一年的课程。

黄同学对EM的评价是：

“事实上，老师，这是一个非常赞的项目。”

“尽管第一年的课程非常的紧凑，忙得几近奔溃，经常课堂分组整个组就我一个中国人，但是课程真的很棒，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。在这期间，我走过了欧洲50个城市。从前我觉得国际新闻时事离我是那么的遥远；现在，在欧洲摸爬打滚，与各国的同学生活学习在一起，我又觉得它是多么的近在迟尺。有时候我又觉得生活真的非常奇妙，那么多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牛人，像央视的制作人，调查记者，主播，我居然和他们成为了classmates。”

“而且，老师，这个项目的Networking真的很强大！”

“像我这个暑假之后要去City University London开展第二年课程，我还没有出发，老师就给我发了众多伦敦校友的信息，而且在丹麦的时候，也会定期举行校友聚会方便大家沟通交流。而且，City U很多老师是来自于BBC，我们都有机会去BBC实习哦。”

“虽然能否能留在BBC还是未知（取决于个人能力），但从过去的师兄师姐来说，尽管是申请时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生，回国后基本都能在国内的大媒体找到工作。”

毕达留学送Tips：EM项目背景介绍

Master Journalism, Media and Globalization项目是一个两年制的项目，由5间欧洲名校共同举办，申请者可以选择2-3个欧洲国家完成项目，同时项目设有4个不同的新闻专业方向以适应申请者的不同选择。黄同学选择的是商业及金融新闻，第一年的课程需要在丹麦的Aarhus University完成，而第二年需要到英国的City University London。为了保持学生的多样性，这个项目每年至少会录取来自40多个国家的申请者（黄同学这一届就只录取了不到10个的中国学生）。同时，由于要求3个月以上的工作或全职实习经历，这个项目除了录取应届生申请者之外，还有不少来自传媒业的全职工作者，例如黄同学同届的学生就有“非洲调查记者、巴西美女主播、大学老师、哲学硕士、联合国工作者、纪录片导演、中国央视制片人、Financial Times供职等等”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，你以为两年的课程必定需要大花费，事实上两年学费才需要13万人民币左右，绝对的高性价比。

而Erasmus Mundus Programme是由欧盟资助的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一个合作奖学金项目。更为广泛适合大部分中国学生申请的是Action 1的项目。目前Action 1项目共有116个硕士项目，29个博士项目。在Action 1项目下学习的学生，至少要在欧洲两个国家内完成学业，学生毕业后会得到双学位或多个大学联合颁发的学位。而且，每个项目最优秀的几名申请者，将会获得高达48, 000欧的奖学金（其他申请者就读期间也可以申请其他小奖），一旦获奖除了学费生活费无忧，还有多余的钱畅游欧洲。

【插播：不要再对着沙特国王科技大学垂涎三尺了。全奖！中国人少！校友强大！你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欧洲！如果你对这个项目申请感兴趣请点击右侧浮框在线咨询或拨打电话400-601-1842咨询。】

下面来自黄同学的学习生活原稿，看看这位丹麦留学女孩如何热烈地度过她的第一年：

PART1 北欧抗孤独症指南

PART2 在欧洲学习祖国指南

PART3 新闻专业留学风险评估

每当变幻时，从长夜漫漫数冰雹的北欧谈起

现在坐在自己12平米，暖气烘烘的小屋里，我还能偶尔想起初来乍到时的新奇，无助，沮丧，直到现在的，不抹黄油裹烟熏三文鱼而不欢，能骑单车便风雨无阻绝不步行公交，笼络了各国吃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以及每个从生吃胡萝卜开始的早晨。
      
但四肢僵硬的我，还是不习惯周末夜夜笙歌PARTY的节奏。对外宣称 “30-minute party girl”，几乎每个受邀的派对，我都呆半小时然后开溜，免得被拽入舞池去头发甩甩而不理心里的小小悲哀，或者面对宿醉的各位同学慷慨陈词、临表涕零、笑容肆虐而不知所措。向来对酒精自持而无需克制，却心悦诚服于某次西班牙女孩调制的一大盆Sangria，和在挪威配着三文鱼生喝的Gintonic。
      
原来，已在异国他乡，稍微有点那么乐不思蜀的味道。本能每天写作千字的话唠，甚至还开了个公众号叫“生活不能黄”，已示决心，可出国后这半年，被超载的信息量和翻涌的理智与情感裹挟着，边奔跑边喊救命，终患拖延。
Harsh Reality isalways better than False Hope
      
刚来的一个月，我对就读欧盟ErasmusMundus新闻硕士的悔意发疯似地增长。后悔自己任性地不听劝阻，放弃了“捷径”香港浸会财经新闻硕士，而把自己抛向了一个身心俱未ready的欧洲。
      
出国前后，很多朋友问我究竟是要去哪里读书，连老妈都差点去换波兰币了，更不用说江湖上传说我要去瑞典、匈牙利、荷兰的众亲，“你这个项目好奇怪啊”，“没听过耶”......骄傲自己不走寻常路的良好感觉轰然倒塌，加之INTROWEEK过后，发现全班来自超过40个不同国籍的同学们，英语都如母语般顺溜，思维体态皆自信飞扬。身兼非洲调查记者、巴西美女主播、大学老师、哲学硕士、联合国工作者、纪录片导演、央视制片人、FinancialTimes供职种种，在三个不同国家生活、工作过，都只是基准云云，甚至还有位非洲大妈抛下了俩孩子就来了。在丹麦，我重新理解了丑小鸭是个童话。
      
原来，我并没有把整个世界装进自己的胸怀，我不足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生活可以精彩，我并不倔强，梦想此刻被铸成了一条没有尽头的胡同：什么两年在欧洲读硕士，时间充裕！什么学费有欧盟部分赞助补贴！什么路透社BBC导师！什么国际记者！？
      
第一门课非常紧凑地开始了，Reportingglobal change，上午9点上课，下午小组讨论，4点下课，晚上还有永远读不完而晦涩难懂的reading和夺命赶essays，各种主义理论满天飞，realism,liberalism, maxim, 同学们在课上争相发言吐沫横飞，各种口音混杂，（噢，原来世界上最难懂的不是印度口音，而是尼日利亚口音、匈牙利口音、丹麦口音、韩国口音同时出现）。我变成了小组里最沉默的羔羊。在精力旺盛、永远鸡血的一众老外学霸面前，内心PoorChinese Girl的讥讽声时时刻刻嘲讽着我。
      
而作为commonkitchen唯一的亚洲人，巨大的饮食、文化、语言差异，让我总不得要领。每天回房，家徒四壁，厨艺不精，空气静谧地嗡嗡作响，做过最寂寞的事情，是在北欧，午后开始中午结束的黑夜里，细数冰雹而无人分享。
      
毕竟还是不甘心。为了申请EM硕士，我前后准备了一年的时间，当我偶然在欧盟教育署的网页上发现这个项目时，已然一见误终生，尽管它每年从申请者中，按不同国家的比例录取，一般录取5位有媒体工作经验的中国学生，但我太想在丹麦奥胡斯大学读一年基础社会科学课程，在伦敦城市大学进行一年商业报道培训，在真正国际化的环境里学习。我一直想成为一个记者，但大学本科专业未能如愿（现在想想读工商管理打下的基础很是受益），一年的传媒硕士太短，只争朝夕，我自知水平申请不到港大、哥大这种顶尖的传媒项目，可如有两年还能在不同的国家完成学业，那自然是心向往之。申请时，因为缺乏海外经历，我千方百计地，在2013年的暑假去了趟美国当沙发客，又厚脸皮地，到处给微博主页君写自荐，找到了一家外语电视台的北京实习，边在南都实习边准备雅思，险胜一招地考到了7，整理了1G的申请资料，制作媒体作品集。想起父母无条件地支持我任性地钟爱着EM，拒交浸会大学的留位费，顶着没有书读的风险，终于在北京那个初春的夜晚，收到录取通知，当时北京的春意，盎然地如此招摇。
      
怀着满满的期望来到丹麦，初来的我着实非常痛苦，我给自己找了许多不坚强的借口，甚至怀疑自己如此懦弱，也许并不适合成为一名记者。挣扎着完成assignments,presentations, 在骚扰了无数良师益友后，决定还是苦海无涯，回头也不是岸。
      
后来，开始去旅游，开始观察自如的老外们如何结交各国友人，开始养花剪报把宿舍布置地更像家，开始留意很多同学需要帮忙的小细节，开始用厨艺“收买”人心，开始充分发挥自黑的光芒，开始就算英语渣我也不能停止表达。
      
从十月到十二月，我一直努力地融入人群，尝试理解和学习不同的文化，甚至在我的日程本上记录的密密麻麻的都是谁谁谁需要帮忙，谁谁谁说好想尝尝中国的糖醋里脊，几月几号有什么有趣的活动，把这些看作和不挂科一样重要的事情。大概是从来没有这么苦心地经营过人际关系，还好用那么些私心的付出，收获了party之外新鲜且更长久的友谊，别以为纵谈天下事是记者的癖好，茶余饭后，生活总源自无国界的八卦。
      
毕竟人在国外，友谊倒也独立而简单，守望相助在北欧。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不再那么看重自己，不再害怕孤独，打破敏感的防线，减持依赖和偏见。不是在欧洲企图复制一个“中国的”生存环境。当在伊斯坦布尔、奥斯陆、哥本哈根、巴黎，柏林，阿姆斯特丹迷路、惊叹、流连，当见证黑白配的伴侣跨过9年的爱情长跑，在教堂的中钟声下拥吻时，
我想，大概至美之物，皆利于孤行。
     
围墙内外
      
在美国同学办的感恩节聚餐上，每个人都要说说这一年你感谢什么，轮到我时，我轻咳了一下，"Well,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country, China." 当所有人都把这个看作笑话的时候，我着实是在发自肺腑。在国外学习“中国”，百味杂陈。
      
作为小组上课唯一的中国人，在课上经常面对老师灼热而期盼的目光，“来来来，让我们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”。“中国在崛起”成为了年度最热课程关键词，我上学期的三篇论文都与此相关。
      
非洲小哥最喜欢老师课上说中国时，就对着我龇白牙咧大嘴地笑，坚持要和我把单车锁在一起，建造巩固中非友谊的锁扣；埃及大姐干脆称我为“CHINA”，接过我的巧克力，说，"Youcan never say no to China"；黑山小哥抱怨，"I onlycare about the rice of China not the rise of China!"。
      
My home country，是Reading里西方人又怕又好奇的“暴发户”，是外国同学眼里censor严苛没有newsfreedom的禁地，是中国同学意见不一，热爱、辩护或者不耻的复杂情感。
      
我想在国外学习中国学习新闻，最需要客服的情绪，就是被训练而成的敏感。作为一个外国人，国籍就是另外一个如影随形的身份。不稍加警惕，便会影响判断力。我原来以为会学习很多新闻从业者客观、公正的教条，但大大惊喜的是，第一学期的课程，更多是关于如何剖析复杂，掌握复杂。知识的好处，是让你不再非黑即白，而是看到、尊重事物的灰度，“人的复杂，秩序的复杂，光滑表面背后的复杂”。坦诚地把“Media,the pull of nation or civilizational community of fate point of view”等等拿出来讨论，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不断地argue,construct, modify，甚至写作时，你亦无需按照所谓的格式，语言不是成绩的必要考量，观点、事例、依据、逻辑才是最重要的。
      
拿我最喜欢的课程，Globalization,culture and the role of Media而言，"the aim of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and discuss a range of argument(theories) withregard to the roles of media in the establishment, maintenance of andchallenges to communities and identities within 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."从媒体的历史到新媒体变革，从“thenotion of others”(how to report outside world)到“userperspective”，串联着"theimagined society"的概念，对“新闻理想”接连狠狠地敲打。新闻理想是一个没有universalstandard的幻觉和春药，你的铁肩，到底担的是谁的道义？你崇高的信仰，是被谁束缚和绑架？也许，比一味机械地强调客观公正，更重要的是质疑、是反思、是真实、纯粹地表达。“
      
这也恰恰反证了，我在国内时的闭塞，生活在墙内，仿佛偌大的国家发生的事情已经足够操心，谁有渠道有空闲去关心国际事务，谁知道英语除了是工具更是（话语）权力。我甚至不知道原来吾国在马里派驻了维和部队，老师问我如何看待这次“拔刀相助”，我答："giveme one minute!"，全班哄堂大笑，我百度之。
      
全球化显微镜下，世界紧密相连，却又因为文化、政治和经济而无比遥远，貌合神离，我们用人种、地缘、阶层来亲疏有别。在乌克兰危机的讨论中，全班一致站在了媒体对此的报道是"thepull of nation"的一边。媒体是构建想象共同体的助力。在上学期接触的穆斯林移民在丹麦，跨种族婚姻，以及自己在国外的身份焦虑感，我的期末论文质疑了“Modernnation”这个源于政治又大大超越了仅是政治范畴的概念，媒体，甚至新媒体、自媒体，是不是让我们离“想象”更近？“想象”让我们忽略了多少个体叙事，对“标准”执迷不悟，对“差异”讳莫如深。对比回避、迂回，隔着半个地球，更多的事情在这里堂而皇之地受到热烈的关注、讨论。我被深深地刺痛了。
     
 "Ifyou are not careful, the newspaper will have you hating the people who arebeing oppressed and loving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e oppressing."
      
如果非要分国内国外学习生活环境的好坏，我觉得是无意义的。在中国长大、接受十几年的教育，不是为了出去比对，分出高下。离开，我不曾如释重负，回去，是我心向往之的复杂，是我味觉苏醒的故土。

离“记者”更近还是更远？
      
除了偶尔给丹麦某英文学生网站写稿拍照，似乎和新闻前线没有了交集。在国内，喜欢的杂志信手拈来，《LENS》更是心心所念。在国外，只能刷刷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澎湃。第一学期的课，理论居多，第二学期将要开课的Research Journalism，还是满心期待的。作为留学生而言，最担心的，是两年后回国，除了味蕾，其它的，都已经与国内脱轨。对于望回中国，从事媒体工作的我来说，重新适应，可能比离开更难。
      
在国内，总争分夺秒地，边上学边去媒体实习，在丹麦，不会丹麦语，找实习并不易。除了在为自己国家媒体freelance的同学，其它“职业”的尝试与“记者”并不挂钩的情况，非常普遍，匈牙利小哥会每周骑单车40公里去某丹麦小村里教小朋友匈牙利语，挪威妹子会跑去参加创业团队研发推广APP。我课余也做一些和记者并无直接相关的事情，比如推广中华美食精髓，比如见缝插针组团去欧洲撒野，比如有道词典谷歌翻译资深用户。我会责怪自己的懒惰，却又很是享受这段与前线无关的真空期。“记者”这份职业的魅力或许就在于，浅入深出没于无形，一门关于生活的哲学，一门学习能力的修炼，一门可复制技巧于各行各业的技术活。不必担心走得太远，你总能找到回去的路。
      
我抬头看了看墙上挂着的，菲律宾大叔赠予的书签，上面写着“Patience everything obtains”。
 
于是，我继续投暑期媒体实习的简历，找我回去的路。
 
“你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记者？”
 
“那得看，你要怎么样定义‘好’了。”

尽志不悔。